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〖文苑〗无国界医生

在人们彻夜逃离战火的时候，有一群中国人，义无反顾地闯进死神的领地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无国界医生。每逢危难，他们总是奔赴全球各大灾区、战区、疫区，向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挣扎着的人们伸出援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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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无国界医生的故事，要从一个女人开始说起。

她叫屠铮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。她是中国第一位参与无国界医生海外志愿工作的医生。

2007年4月，36岁的她远赴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，为当地妇女提供妇产服务及外科手术。那里刚结束内战，上百万人流离失所，故乡成了一片焦土。

屠铮面对的，是不间断的武装冲突和极其脆弱的医疗系统。

当年，利比里亚有325万人口，但注册医生只有121人。那里的孩子刚出生时是按出生日取名的，从星期一到星期日。一周以后，如果孩子还活着，父母才会给他取一个正式的名字。

为了救人，屠铮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。她经常半夜被叫醒，站上手术台。她不怕枪林弹雨，却怕自己无能为力。

医疗器械匮乏，6个月中，她眼睁睁地“送走”6个孕妇，还有数不清的孩子——这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病例还要多。

高温雨季，医院没有能力给除了手术室之外的地方安装空调。屠铮的手术服在汗水和潮湿中锈得扣不住，同事急得不行，屠铮却冷静地撕下一块胶布：“别慌，贴上！赶紧手术！”

医院的救援项目中，有越来越多的名为“Zheng”的小孩出生。那是战火纷飞中共同经历生死关头后，妈妈们为了记住这位美丽善良的医生，而为孩子赋予的新生的意义。

2

2012年5月，做了几年无国界医生的屠铮，收到一封邮件：“屠老师，我想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。我已做好准备，来迎接这个重大的转折点。”

发信人是她的师妹，浙江妹子蒋励。又一个中国姑娘扛起火炬，做暗夜中的点灯人。

2013年，蒋励33岁，被指派到阿富汗霍斯特省。

医院就是一排残破的平房，只有3间屋子——一间是手术室，一间是病房，一间是医生宿舍。蒋励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姑娘，就是这家医院仅有的两名妇产科医生。

阿富汗的春天浸在战火里。医院旁边就是警察局，经常遭到反政府武装的攻击。蒋励和医生们的宿舍外墙砌着一圈砖，就是为了防止被流弹打穿。

蒋励顾不上恐惧，因为无国界医生所在的医院提供的治疗全部免费，每天都会涌入大量的病患。她要面对的是每个月1200到1300个的分娩量。“待产室住不下，就在车上生、地上生。我进手术室的时候外面是一拨人，等我出来时已经又换了一拨人。”

每隔一天，蒋励就要经历一次24小时的完全当值。这24小时内，她随时待命，没有休息的时间。

在这个不倡导女性接受教育的地方，母婴的死亡率很高，每天她都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。很多妇女在小诊所接受了不正规的治疗，被输入超量催产素后子宫破裂。在国内很少见的重度先兆子痫的胎盘早剥症状、合并症和并发症，在这里随处可见。

枪声也无处不在。

一天晚上，蒋励正在睡梦中，巨大的爆炸声让她从梦中惊醒。她惊慌失措，不知道该往哪里躲，害怕地给万里之外的未婚夫打电话。未婚夫极力安慰她，给她发来马友友的大提琴协奏曲，希望用音乐安抚她的情绪。蒋励不停地安慰自己：“天亮就安全了。”

危险如影随形，但蒋励仍恪尽职守。原本在阿富汗，每10万个孕产妇里面，就有四五百个死亡病例。但在蒋励值守阿富汗的3个月里，她接生了几千个新生儿，并且没有一个产妇死亡。蒋励创造了一个奇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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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无国界医生，是没有工资的，只有每个月922欧元（约合人民币6500元）的补助金，和只够生活成本的津贴。但他们放弃了和平与安稳，甘愿陷入危险和清贫。

做这一切，不过是因为医者的仁心。

来自香港的赵卓邦，是一位护士主管。2013年，他辞去月薪3万港币（约合人民币2.4万元）的工作，加入无国界医生组织。工作地点是也门的萨达。

当时，那是十分动荡的战乱之地，几乎每天都受到联军的空袭。不论昼夜，耳边都是战机、爆炸和空袭的声音。

一天早上6点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炸弹直接炸毁了他们基地旁边的一栋建筑物。对这类事情，他早就习以为常，直到2015年的冬至。那天，一个男人走进医院的帐篷，在床上放下一张毯子和一个袋子后便离开了。

赵卓邦打开毯子，里面是一个小女孩的尸体。“她的脸已被烟熏黑，头部右边有大部分不见了。其他护士告诉我，袋子里装的是人体残肢。”恐惧和后怕在这一刻被放到最大，可眼前一个个求生的病患，让他迅速冷静下来。他是能给这些绝望之人带去希望的人。

另一个在赵卓邦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个4岁小男孩的。小男孩每天都会跟随祖父，一起到医院更换包扎敷料。他的其他家人都在一场空袭中丧生。他的右臂在空袭中受创，需要截肢。为了逗他开心，赵卓邦每次都会在他的绷带上画一块手表。

看着小男孩天真烂漫的笑容，他心里隐隐作痛——小男孩将永远失去在右手腕上戴手表的可能。

有时候，赵卓邦会拿香港的孩子和当地的孩子做比较：“在香港，小朋友如果听到飞机的声音就会很开心，他们会喊‘长大后我要做飞行员’。但在也门，飞机带来的从来都不是希望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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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无国界医生，最难的不是工作，而是如何活下来。

西非埃博拉疫情暴发时，赵卓邦也在第一线。一天，他穿好防护服准备前往高风险区。同事叫住他，邀请他一起祈祷。不同肤色、不同国籍的人，手挽手围成一圈，虔诚地闭上眼。祷告完，大家都会为对方送上一句“保重”。

每个人都说得很沉重。走出门，谁也无法预知下一刻会面临怎样的危险，全身而退是最重要的。病毒通过血液和体液等介质传播，会经伤口感染。那段时间，他不剃胡子，也不剪指甲。有一次，在疫区，赵卓邦的手被纸划伤了，平常不需要处理的伤口，增加了感染病毒的概率。

那是他最恐惧的一次。尽管如此，赵卓邦还是在疫区待了一个月。这是执行埃博拉病毒防疫任务所允许的最长时限。

还有一位在刚果和南苏丹执行任务的姑娘，周吉芳。她在政府军、反政府军武装和部落武装长期冲突的地方执行任务，经常能听到枪响。

她说：“最危险的一次是武装分子在半夜潜入了营地，他们应该是来抢劫的。有一位医生从房间里出来，被劫匪打中了肩膀，好在得到及时救治，之后被送到比利时治疗了很长时间。无国界医生组织成立40多年来，有的医生被绑架，也有的医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伤甚至牺牲，意外是无法避免的，我们都要做好遭遇最坏情况的心理准备。”

尽管他们知道此去征程漫漫，前路艰险，辛苦异常，但穿上白大褂便是一身傲骨、一腔赤血。

行者无涯，医者无疆。